故事一：1992年，初出茅庐的导演 罗伯特·罗德里格斯用七千美元拍成了他的电影处女作《杀手悲歌》。影片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枪战故事：一名罪犯逃狱之后找仇家决斗，他把武器藏在了自己的吉他盒中。巧合的是，一名流浪的吉他手也来到这个小镇谋职。枪战一触即发，而仇家的打手们并没见过罪犯的真容。
　　
　　在当时，这部制作粗糙的电影以其简介有力的故事节奏和浪漫主义的人物气质迅速创造了票房奇迹，并“理所应当地”被好莱坞收编到体制之内。1995年，罗伯特在好莱坞的支持下重拍这部电影，并改名为“英雄不流泪”。
　　
　　这时候，没错，罗伯特有了更多的钱、更大牌的明星、更绚烂火爆的制作技术，但影片并不得到预期的轰动，“这只不过是一部风格新颖的现代西部片而已”。无论罗伯特用尽心思，他再也无法再造《杀手悲歌》的奇迹，再也无法复制那部影片经典的结尾——一切尘埃落定，男主人公的旁白静静响起：
　　
　　我只愿做一名流浪艺人，像我的父辈一样。但这座我寄托希望的城市带给我的却只有绝望。我失去了我的吉他，我的手，也是去了我的她。是的，因为伤病我再也不能谈起吉他。因为没有她我也与真爱永别。但是，有我的狗和武器陪着我，我已对未来做好了准备。
　　
　　（All I wanted was to be a mariachi, like my ancestors. But the city I thought would bring me luck brought only a curse. I lost my guitar, my hand, and her. With this injury, I may never play the guitar again. Without her, I have no love. But with the dog and the weapons, I'm prepared for the future.)
　　
　　故事二：宇宙塑料人，一只1968年成立的捷克乐队。他们是苏联红军攻占布拉格背景下生存的摇滚音乐人；他们是克里姆林宫眼中凶恶的歹徒；他们中的成员曾被长期关进监狱；他们立场鲜明——对现实不满、愤怒、歌曲中充满了歇斯底里的尖叫。
　　
　　哈维尔是他们的全球头号歌迷，也许来源于他们之间浪漫主义气质的相互吸引。他们宣称要用一把吉他推翻一个政权。哈维尔则在1990年的新年致辞中对所有捷克人说：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是的，在这篇致辞中，哈维尔撕掉了捷克最后的遮羞布，他说：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事实上，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
　　
　　1976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四十岁的哈维尔和朋友聊到了一个名叫Ivan Jirous的年轻人，他正是“宇宙塑料人”的艺术总监。朋友跟哈维尔说：他们真精彩，你真该认识一下这群小伙子。一次偶然的机会，哈维尔在布拉格与Ivan相会。哈维尔听到破录音机里传出来的音乐之后，立刻推掉了其它事情，跟Ivan跑去酒吧，彻夜聊到天明。
　　
　　
　　
　　我并不希望通过两个简单到有些乏味的故事说明什么，并不想宣称艺术高于商业，或音乐驾驭国家。不是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可以摊开无数事实：你们跑到酒吧听摇滚喝酒吹牛逼到凌晨，第二天还不是七点就要爬起来挤破脑袋往地铁站钻；你们牛逼轰轰地弹起吉他，唱起理想和生命，不过是三种目的：装逼、泡妞、**。
　　
　　这个时候，理想主义者一般都会脸憋的青一块紫一块，然后扭捏地做深情凝望状。好吧，让我来替他们说几句话吧。老罗说过一句我很满意的话，在China社会，诚实是一个无比奢侈的品质。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一部分人在说假话，没错，但更多的人在避免表达。J爷爷也对着HK记者抿起嘴教育到：闷声发大财。是的，面对这个纷扰的世界我们不愿表达自己的观点，更糟的是，面对别人的表达，我们还习惯于嘲笑的姿态。
　　
　　有个形象的比喻：这如同在大热天里，一位中年大妈戴着黑色加厚塑料片做成的，类似于“恐龙特警可赛号”的遮阳帽在街上缓慢地骑车，突然，一位耳朵上戴着随身听，双手插兜的少年骑车在一侧迅速飞过。大妈一定皱着眉毛摇摇头：真不成熟。怎么能这么骑车！但是大妈，人家年轻。“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自以为成熟的人了，我们不必要成为下一个。”不如，让我们坐下来，用一种优雅的姿态，来听听不成熟者的歌声。
　　
　　这里面有对社会的愤怒，也有嘲讽和无奈。我不认识川子，我听说过他蹲监狱的故事，听过他的那张唱片，我确认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果不其然，他在唱歌前凑近话筒打了一个无比满足的饱嗝，然后严肃地说了一声对不起。这种行为的仪式感我愿意解释成：哥们，今天咱们不装文艺不装逼，很抱歉，我要唱有关真实的歌曲，蹭蹭往上窜的鸡的屁，在我买尿不湿的时候没毛意义。
　　
　　这样的歌手并不少，他们出于对于现世的关怀，出于对“有为”的期许，为生活的柴米油盐谱上了曲。朱光宇，河北人，大家喜欢叫他老朱。他是民谣歌手，做过厨子、网站编辑、吉他老师。写过很多“愤青”歌曲。因为一首《该评论已关闭》走红豆瓣，前几天见面，送了我他自己做的这首歌的EP，还精心收录了凤凰卫视的采访视频。我甚欢喜。之后，老朱又写了一首《看电视》，歌词简单至极：看那些当官的傻逼。
　　
　　说实话能带来什么？像这首《郑钱花》一样，在网络中博得大片掌声？若为了名利，还不如找个奶油小生拼命唱失恋情歌，歌词的押韵想都不用想，一定要包括“多么多么爱你”“梦里把你想起”“多想永远在一起”“你是我最珍贵记忆”，翻译成通俗语言：鸡衣岸贱，波衣逼。
　　
　　我很激动于川子的歌声，就像我第一次听到老朱唱歌一样，我都会在心中暗暗地说：唱吧，即使是抱怨而已。我想，这时候也许会有一个一脸傻气的土鳖走过来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唱这些有用么？你能改变什么？抱怨社会不过是因为自己没能力罢了。
　　
　　是的，这话说的看似狠毒，其实狗屁不通。宇宙塑料人乐队的成员被关进了苏联人建造的监狱，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Ivan Jirous穷困潦倒地与哈维尔见面，也不能说明他是社会中的失败者。相反，世界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变得可爱起来。
　　
　　你问我他们能改变什么？用一把吉他推翻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是的，我承认这都是理想主义的修辞而已，事实上他们在耕耘的不过是脚下那方寸土壤。
　　
　　也许我们该改变一种惯有的思维方式——苛求英雄的到来。我怀疑，这世上果真会有人拿着一把长剑，凭着一股“他人谍中谍，我乃贱中贱”的气魄见人杀人见鬼杀鬼？不，哥总是传说。我们应该换一种优雅的姿态审视这个世界，看到把这个世界变得可爱一些的人们，和他们的艰难与执着。比起音乐上的投机倒把分子，他们更加值得尊重。
　　
　　最后让我来讲一个很老的故事吧，一个有关贝壳的故事：
　　夕阳时分，老人孤身在海边捡起贝壳，往海里扔。年轻人见到不解，问何故如此。老人答：这些贝壳被海浪冲上岸，不久就会死去。年轻人笑曰：被海浪冲到岸边的贝壳有这么多，你这么做有什么意义。老人捡起一只贝壳，扔向大海，然后笑着说：对着一个生命是有意义的。
　　
　　故事就是这样，各位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