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上海学者沈晗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解决北京集中爆发的城市病，迁都是最好的选择，并提出未来的新首都应选在湖南岳阳或河南信阳。有人将其表述称之为“迁都治堵”，认为不论将首都迁往何处，都会是再造一个“北京城”，对于治堵本身并非治本的良药。

　　12月15日，沈晗耀告诉《郑州晚报》记者，媒体“曲解”了他迁都的本意，他的设想是在中部与西部、南方和北方连接处的枢纽地区建设“新首都”，培育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拉力”，以此根本改变中国生产力分布失衡的状况。治疗北京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只是迁都后的一个“副作用”。

　　迁都之说源于1980年，此后将近30年，每一次环境事件都会引发民间对于迁都的猜想。

　　但，这一切也仅限于民间。

　　大堵车再次引发“迁都”争论

　　每一次环境事件都会引发民间对于迁都的猜想

　　此次“迁都”的导火索是9月17日北京的“惊天大堵”。

　　当日，北京一场细雨，长安街东西双向堵车，继而蔓延至143条路段严重堵车，北京市交管局路况实时显示图几乎通盘红色。

　　当晚，央视《新闻1+1》，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以“令人崩溃”，“睹不忍惨”的字眼来形容，称其可以在北京堵车史上记下一笔。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理事陈宝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北京“首堵”已成常态，不“迁都”已经很难改变城市的路况。

　　民间关于“迁都”的猜想再次被点燃，直至12月13日，上海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番言论，“迁都”被推向了一个**。

　　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谈论“迁都”话题，他认为要想解决北京近期集中爆发的城市病，迁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沈晗耀说，他所认为的新都选址，不应该是一个已经成型的大中型城市，而是再造一个新城。

　　与大多数建议者一样，沈晗耀将“新都”的选址定在了中原地区或长江流域，较好的两个迁都地址是：一个是湖南岳阳，一个是河南信阳。“距离武汉二三百公里的地方都是最佳的选择。”

　　他的理由是，这些地方水资源充沛、交通便利、地势平坦。更重要的理由是，迁都能够带动中西部的发展，有利于经济重心的转移。

　　但他这个更重要的理由并没有被人们所关注，更多的人只是关注他的“迁都”论，并戏谑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迁都治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