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中其实已有主动晒收入的，洪迈《容斋随笔》说，白居易“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虽波及他人亦然”。白居易又是怎么晒的呢？当什么官，就把薪酬揉进诗句里。比如为校书郎，“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为左拾遗，“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贬江州司马，“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罢杭州刺史，“三年请俸禄，颇有余衣食”；为太子少傅，“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如此等等，或直接，或间接，流露出达观、知足的心态。但我们也不难发现，白居易晒的都是国家给的那份儿，属于显性的。并且，不仅收入，白居易从不到30岁时开始，自己每年添了一岁如何，也都写进诗中，一直到70多岁，年谱一样，乐此不疲。他的这种晒，跟今天的“微博控”差不多吧，自己芝麻点儿的事情都忍不住想和别人“分享”。

    因为国家从来没有官员财产公开的要求，所以即便有官员主动晒收入，也是各种各样的前提因素使然，白居易是喜欢这种玩儿法，又比如诸葛亮，要表忠心。《三国志·蜀书》载，在著名的《出师表》之外，诸葛亮还有过一次“自表后主”，其中说道：“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於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种晒，未知其前因，然显见是在佐证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不过这个晒，充其量还只是半晒，晒了不动产，动产则只字未提。当然，今人半晒尚且不得，更不能苛求古人，愚意旨在认为，这种晒与财产公开还不可等而论之。诸葛亮死后，人们发现他的动产“如其所言”，表明他说的是实话。

    而历史上间接被“晒收入”的官员就更多了，正反方面的事例皆数不胜数。正面的如西汉张汤。《汉书·张汤传》载，张汤被朱买臣他们逼得自杀，“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家人想给他来个风光大葬，一来财产不多，二来汤母有气：“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何厚葬为！”乃“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椁”。汉武帝听说了，感叹“非此母不生此子”。五百金，就是张汤的全部财产。又如霍光，“所食凡二万户”，这是工资收入，此外，“赏赐前后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匹，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统统加起来，才是他遗留财产的全部。反面的如唐朝的元载、宋朝的朱勔、明朝的严嵩、清朝的和珅等等，被查抄的财产有多少，都有比较明晰的账目。显而易见，贪官等反面人物的财产“被晒”，今天倒是基本做到了。

    前面说了，白居易的晒收入，跟今天打算推进的官员财产公开还根本不是一回事，只是无意中为后世保留了一份史料而已，虽然也有“立身廉清，家无余积，可以概见”的效果，虽然洪迈甚至认为：“后之君子试一味其言，虽日饮贪泉，亦知斟酌矣。”因为即使他不晒，今人根据史料也能确定那些职位的俸禄究竟几何，就像今天哪个级别的人物工资单上该拿多少钱大抵清楚，公务员统一工资了嘛，窥一斑可见全豹。而财产公开是看你究竟有多少，倘若与俸禄不相匹配，就要说清来源，否则就要关联**什么的了。西汉时“掌论议”的太中大夫陆贾，不过“秩比千石”，但他“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过着大家眼热兼眼红的生活。然而他的财产就能说清来源：出使南越，一番话把赵佗说得肃然起敬，“留与饮数月”，临走的时候，“赐陆生橐中装直千金，他送亦千金”；刘邦身后，陈平欲铲除诸吕，找陆贾出主意，采纳了，“陈平乃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陆生为饮食费”。

    邝飚先生有一幅漫画《脱吧！到你了！》，令人过目难忘。画面上，屏幕前的一个百姓脱得只剩下了一条带补丁的裤衩，屏幕里同样脱光的若干百姓在争先恐后地呐喊，而系着领带的“高大”官员，仍然不动声色地坐在显然是装钱的保险箱上、且用大衣紧紧地捂着几条穿着高跟鞋的大腿……今天呼吁官员财产公开，正因为公众觉得官员的收入与其消费行为完全不相匹配，隐性的或曰灰色的东西太多。然而，令自己难堪、给自己套上紧箍咒的事情孰愿为之？这是这项制度推行得异常艰难的根本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