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地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时候。”——电影《阿飞正传》

每个人似乎都按社会规则循规蹈矩的生活，每个人心里却都有“阿飞”的影子。永远孤独地飞在自己的精神天地里，有落寞，有挣扎，在生活中迷茫，在疲惫中追寻着自我。

这尤其成为现代人的宿命。舍勒谈到，由于传统的人的理念被根本动摇，以至于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个体对于自身如此困惑不解。其实，现代生活只不过是加重了这种困惑罢了。从何时开始人集体性的从精神家园中被放逐了呢？

据说人的这种迷失感，孤独感与近代的宗教改革有关，也有人说与文艺复有关，确切的已无从考据，但毫无疑问的是一定与启蒙有深刻的关系。

从漫长的民智未开时期直到神秘的中世纪，人习惯上认为，人的思想活动就是让自我与非主观存在保持一致。所谓的自由并非摆脱非主观力量的自由。自由也不是将自我从“非我”中解救出来，而是和谐地融入客观事物整体之中。然而，表面的和谐下却蕴藏着人的不安和颤栗，因为外在的一切实际上都是神秘而陌生的。

不久，笛卡尔就成功地撩起了“非我”的神圣面纱。他惊讶的看到了——奇迹中的奇迹——人自己的理性。尽管笛卡尔认为真理依然是主观思想与客观实在之间的适应，但是，客观实在再也不能够自动向理性显示自己。启蒙运动就是在这个惊人发现下诞生的。

启蒙要唤醒沉睡已久的世界，驱除神话，并用人的知识代替神性。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

自然，启蒙理性的原则就是主体性, 而主体性原则内蕴的“对象化逻辑”把自我确立为“主体”，同时总是把自我之外的他者规定为“客体”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把主观意识的“自我”实体化为“主体”。立足于这种自我， 一切自我之外的“非我”都与我相对立，并由我所规定和覆盖。于是，理性成为人们用以替代上帝、判定一切存在的合理性的法庭。

在启蒙的世界里，神话逐渐被理性化、人化，也即被世俗化。

从十九世纪开始，理性的“圣坛”遍布各地。启蒙理性燎原般升级为普世宗教。一个世界之外的、一个以某种方式规定地介入宗教发展进程中的上帝不再存在。

为了避免返回到神话中去，启蒙把数学与真理等同起来，数学步骤成了思维仪式。思维变成物，变成工具。

现代性则将根须深深的扎进启蒙的沃土中，并成为“启蒙理性的宏大叙事”。全部人类唯一真正普遍共有的价值观都换上实用主义和纯功利性的新装——食物、住居、物欲的满足、财富与权利力。可以作为人行为标准的，不是什么超越个人的尺度，事物本身已无所谓好坏，全是人们自己和他的人性。由是，人的道德判断转向认知判断，事实与价值分离。只有一件事对人是最重要的，就是工业，而精神整体破为碎片。

随之而来，曾充当传统社会中个人人生全部的传统宗教力量明显地衰落了。日常生活中判断人们的生活行为对错为法律所替代，而传统宗教组织对个人行为的控制力也只局限于其成员，不再具有普遍的社会效力。传统宗教本身衰落的过程于教义体系，组织机构等方面世俗化可见一斑。罗马天主教首开先河，上世纪60年代初，在罗马天主教的第二界梵帝蒂冈大会上，提出“适应时代”的口号，在神学方面宣布“神国业已存在于此世”的惊人之说。既然天国就在人世，因此建立人世也就是建设天国。这种说法改变了人们一直以为的天国与尘世对立的传统观念，并为教会与信徒更好地参与社会事务，进入世界提供了最好的论证。在大会之后，神父们可以穿着便服到群众中去工作，教皇一改深居罗马的状态，出访世界多国；信徒可以直接读《圣经》，不需要神父作为中介；弥撒已用现代语言代替了拉丁语……宗教世俗化成为潮流。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宗教的世俗化对传统宗教的冲击，在宗教领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1、传统主流宗教顺应社会世俗性的发展、变化而日臻“现代化”；同时，也出现了固守原来的教义、仪轨的原教旨主义派别。

2、传统主流宗教内部分化出许多不同于其母体，具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新的宗教组织。

3、涌现出大量独立于传统宗教之外的具有新的宗教信仰、组织形式的新的宗教派别。

后两种宗教教派组织统称新兴宗教。新兴宗教与原教旨主义派别，前者沿着突破古典宗教的传统向世俗化轨迹变动，后者则以维护古典宗教的传统为准绳。从广义而言上认为，宗教领域形成三股宗教势力，即传统主流宗教、宗教原教旨主义、新兴宗教。

迄至今日，传统主流宗教、新兴宗教、原教旨主义派别仍然沿着各自不同的轨迹，紧紧跟随社会适应与调整，强劲地生存、发展着，并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观。这自然成为了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焦点。

古典社会学理论三位宗师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相信宗教会随着现代制度的扩展而消失。但是，事实却相反。宗教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创造出了新形式的宗教感受和精神寄托。贝格尔亦曾为宗教在工业化社会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过。他在1968年对《纽约时报》说，到“21世纪宗教信徒只可能在极端教派中才能找到。这种小教派挤在一起以抵抗一个世界范围的世俗文化。”但是，当距离他的预测期限还差三年时，贝格尔也优雅地宣布放弃对于世俗化的相信。

宗教依然有它的生存空间，依然没有边缘化。无论在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里，人们继续以各种形式，把内心、心情之眼泪和叹息当作上帝的礼拜。那么，试问当人依靠自己的理性破除外在的神话，开始全权掌控自然时，甚至是人对人的全权掌控时，为何还会有一丝忧郁和叹息划过心头？

生活愈是空虚，上帝愈是充实，愈是具体。上帝源于缺乏感，人缺乏，不管是有意识的缺乏还是无意识的缺乏什么，上帝就是什么。上面的问题或者可以说是人依然欠缺乏了什么？

再重新回到源头却发现，从培根开始，理性中包含的价值层面的意蕴就被忽略了，存在着使工具性片面膨胀的可能。 而笛卡尔的怀疑造成了一个也许并非出于其初衷的结果：他把人与所有非主观的存在分离开来。对于自己意识中实存的内容，笛卡尔的怀疑越是成功，他就越是意识到：他拥有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意识和它那个不停的怀疑活动，而且正因为不停的怀疑，笛卡尔才得到了“现代的”自我。所以笛卡尔的自我意识上升为意识活动的直接对象，在抽象的思想活动中成为孤立的赤裸裸的存在实体，像一个在外流浪的孤魂野鬼，没有了参照结构给予引导。如果理智的本质就是与先在的存在保持一致，那么笛卡尔的思考方式使这种保持一致的活动决然不可能发生。因为在普遍的怀疑中，人的认识存在与被认识的客观存在之间的同质关系已经遭到根本的破坏。笛卡尔的主体好像掉进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泥坑。也就是主体完全独立了，结果却又在完全的自我表现中迷失，这场迷失竟是没有对手的，彻骨孤独的一次。

现代人的迷失感，孤独感又怎能不与近代的启蒙运动有关？但是这种孤独感并不是从启蒙时才有的。可以说，蒙昧不能，创造和操纵亦未排除人类所共有的客居尘世的不实感，启蒙只不过使这种不实感变得毫无遮掩。

其后的启蒙辩证法无疑看到了人自身的有限，看到了自主性、理性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依赖性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其实费尔巴很早以前就看到了问题并做了前瞻性的解答，尽管他被时代划分为是一个反宗教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人的依赖感反映了人在能力、获得和实际中是一个有条件的、有所依赖的、有所限制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人又在力求在思想和实践中追求着无限。为了克服这个矛盾，宗教便被设想为一个实体，为人们提供一条通往无限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人与非我的外部世界是一种心灵上的联系和沟通，它超越了主客之间的对立，超越了历史的限制，进入永恒而理想之境界。言下之意就是，人的本性乃作为宗教的基础，无法割除，因而宗教并不一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消亡。秉承同样的思路，后来的西美尔也比较有见地，他说现代人面临着既失去对自己理性的信仰，又失去对偶像信仰的危机。这种情况下，人们身上只有一点尚属真实可靠，既对宗教的需求，毫无疑问还在手上。伊利亚德也是这个意思，伊利亚德认为，世俗的人是由宗教的人蜕变而成的，所以他不能消灭自己的历史，也就是说，他不能彻底地清楚他信仰祖先的行为，正是这种宗教行为造成了今天的他。一个“纯粹的”非宗教徒，即使在最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中，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罕见的。一个纯粹理性的人是一个抽象的人，在现世的生活中绝不会存在。而卢克曼更是认为宗教性是人性的基本内核。

无论传统宗教，走一条“自失”的路子，用至大无外的永恒宇宙来吞没个人人生，让个体通过把自身的有限投入到宇宙的无限过程来获得自我超越，还是新兴宗教扎根世俗，所有寓居人心的宗教性是共通的，都是为了突破人自身认识的被困和有限，找寻无限并获得个体的精神寄托。

对于如同一道巨大的洪流般的世间，所有的人、事，都只是水面的一些泡沫；洪流不断地汹涌而下，它水面上的泡沫冒起来又破灭，冒起来又再破灭 ...没有任何一个水泡是可以永远浮冒在水面上而能免于破灭的。一代人来又一代人去，一代一代的无足鸟，在追寻那让他能确定无疑的可停歇的途中却最终都被时间无情的吞噬，下一代又重新开始追寻属于自己那无法企及的驿站。人类的认识无极限，而宗教就伫立在每一代人理性止步的地方。它的任务恰恰从来没有要使人到达哪个目标，而是要使人充满希望的走过人生旅途，使人获得新的体验。也许宗教自身的价值莫过于此。